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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倫奧嶄露頭角的新貴

今次倫敦奧運,其中一個最令人刮目相看的地區當是加勒比海。連奪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接力金牌的牙買加「閃電俠」保特自然光芒四射,但他並不孤單;勇奪男子400米欄金牌的多明尼加「欄王」山齊士、在男子400米替人口僅得10萬的中美洲小國格林納達奪得史上首面金牌的19歲小將詹姆士、在4X400米力壓美國隊奪金的巴哈馬隊,還有標槍、手槍速射、女子柔道、男子摔跤、男子拳等眾多位金牌選手,都替這地區裡本來藉藉無名的小國添上了光彩。 國際奧委會對非歐美的傑出成績,每每採取懷疑態度,他們就曾懷疑「閃電俠」保特服用禁藥。但加勒比海黑人運動員根本就不必用藥,因為他們的荷爾蒙和紅血球細胞含量高於常人,使他們的爆炸力和體力勝於其他地區的選手。 他們壯健的體質可說是他們民族悲劇的一種補償。五百年前,歐洲人發現加勒比海的島嶼的甘蔗極為豐富,便從非洲引入大批黑奴,他們在這塊炎熱的地土上辛苦工作,煉成了剛悍的體格,世代繁衍,更逐漸成了當地主要的人口。 我在這裡彷彿看過了一點亮光。上帝從來不失誤,但祂的計劃可能超越我們世人的視野。要等我們回顧歷史,才會發現祂那掌管歷史的手。而儘管我們在人生裡有許多際遇往往在我們臨終前也未必能明白箇中原因,但我們可以憑信心,在上帝的宏大圖畫裡,每一筆都有它的意義,都成為構圖的一部份。所以,願意我們都懷著這份眼界,無論我們外在的際遇如何,每天都按著上帝教導我們的行事原則而行,在上帝給我們的分上好好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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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貧窮學校」剪影

灣仔堂與新福事工合辦為期4課的「關懷貧窮學校」,今天是第一課,共有十多位弟兄姊妹出席。 兩位新福事工的代表,為與會者探討關懷貧窮的基礎。他們選了熟悉的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之後也向我們分析現今香港的貧窮境況。當中我接收到有下列幾個頗有意思的反思: 經文的反省 (路10:25-37) (1)主把文士的問題倒過來: 主把經文起頭文士提出的「誰是我的鄰舍?」這個問題,在經文的尾段轉代成「我是誰的鄰舍?」將問題的主位遷移了,我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一個要反省的人。 (2)「看見」與反應: 經文記載祭司、利未人和撒馬利亞人同樣「看見」傷者的苦況,不同的是前二者看見後把頭別過去,但撒馬利亞人「動了慈心」。撒馬利亞人不可能一天突然大有憐憫的心,他心裡的那份柔軟一定是平日累積和操練而來。同樣,今天我們不斷聽到聲音說:「世界有這麼多窮人,你都幫得來嗎?」我們豈不同樣被操練成冷漠麻木嗎?怎樣才可以與這消減人熱血心腸的風對抗呢? 我們社會現今貧窮的本質的探討: (1)sacrificial poverty犧牲性的貧窮: 特區的扶貧措施一真以來都是短暫的,因為「長期承擔脫貧的包袱是香港承擔不起的;不然,香港再難與世界頂級經濟地區競爭!」依這個「香港要成功」的理由下,「一定會有些人貧窮」,換句話說,「一定有些人要犧牲的了」。這樣,貧窮便被合理化。 (2)poverty inupward mobility向上流的困難 幾十年前,經濟環境其實肯定比不上現今,然而, 我們的上一代,以至我們這現屆中年的一代,在家境困難中,卻有一個信息,就是一雙勤力的手可以把我們提升,把生活改善。事實上,一個一個白手興家的奮鬥故事燃亮著普羅大眾心中的希望。可是,現今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任憑窮人胼手胝足,依然擺脫不了足襟見肘的局面,彷彿把窮人脫貧的希望變成奢想。 (3)poverty in keeping self-esteem 負擔不來的自尊 其中一位講員分享到一個經驗。他有一次和一群男學生探訪一名中年新移民。那是一間二人共租的房間。兩位女士本互不相識,卻在負擔不了自租一房的情況下,共住一室:私人空間在環境迫人下被掏空。不過,也許我們會說,兩人都是女士,問題並不太大。但當造訪這女士的講員和同學一等男士,看到她把自己的內衣褲「展列」在房間四處時,大家都尷尬異常,反而女士自己卻竟並無腼腆的感覺--女士的「大方」反倒令當場眾人覺得更加悲涼!深信女士根本再沒有其他地方把她的衣服晾乾,以致她惟有把她處所平日的本相示在客人前。而她大方的態度更叫人明白到,現實已把她那私人空間的自尊蠶食殆盡!那是多麼的可悲。 (4)poverty in Hope 失去盼望的貧窮一族 當政府連貧窮線都不願界定,以免巿民大眾要求它大幅加大扶貧力度,在這情況下,窮人對政府還能有什麼期望? 神給教會的使命是:教會應該是人在沒有希望時第一個想到的地方,教會應是沒有聲音的人的喉舌( voice for the voiceless)。如何把這使命體現出來?這是筆者在整個講座中最深刻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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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反思

日前在一基督教報章讀到一篇文章,訪問一位中國歷史科老師對辛亥革命的感想。說到當她還作學生的時候,曾無條件地接受課本上有關辛亥革命的記述:孫中山先生推翻腐敗的滿清政府,成立新中國,為中國人民奠定新希望。 問題:革命真的必須?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對中國歷史有更深的認識,她開始質疑辛亥革命的必須性。她認為清朝遭遇來自其他國家的逼迫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政府在嘉慶、道光和光緒在位期間,已曾極力對抗英國殖民主義的入侵,努力改善民生。另一個使她對辛亥革命抱有保留態度的,是國家的內憂外患,並沒有因革命成功而平息。作為基督徒的她,觀察歷史上整個事件的過程和後果,她不禁懷疑革命的手法,是否合乎上帝的心意。(見「我看辛亥革命」(文章下半部份),《號角月報/2011年10月版》) 【http://www.cchc.org/香港/號角月報/專題/1110/我看辛亥革命/】 筆者很欣賞這位老師對歷史觀點的思維,懂得深入思索內中的處境情況,和清廷所作過的努力。但論及辛亥革命的必須性,筆者有以下的觀點。 議題1:革命乃當時救國唯一途徑? 自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帝國挾船砲利東來,中國屢屢被迫和各國簽訂不平等條約,除了割地、開港、賠款之外,還讓外國派駐軍隊於首都,國家主權逐漸流失,是以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然而甲午戰爭一役,此藉器物更新使國家富強的夢被日本的砲艦驚醒,國人始知非徹底的變革不能救國,遂有戊戌維新的產生,力圖深入改革政府架構、教育、經濟體制與軍事制度等多個層面,期望清廷從制度面革新。唯清廷保守勢力認為祖宗不法不可改,維新運動僅經歷103天而慘烈告終,維新派被捕殺,光緒帝被軟禁,慈禧太后重新當政。變法失敗亦引發民間支持更激烈的改革主張。 及後於1900年清朝因義和團事件觸發八國聯軍,事敗後被迫簽訂《辛丑條約》,向列國賠償重款,容許列強派兵駐守北京一帶、劃定租借地和勢力範圍,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化。清廷礙於國情緊迫,也承諾實行立憲,於1911年組織「責任內閣」,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君主立憲。不過,該內閣中的很多成員為皇族身份,故被稱為「皇族內閣」,可見其實清政府的當權派礙於自身利益,並無真正建立現代政府的決心,當時很多立憲派也對清政府極度不滿和失望,很多轉向與革命派合作。這裡,歷史很清楚告訴我們,維新變法立寭的路其實並未能為中國殺出一條血路。是以,要免中國被瓜分,革命可說是當時的唯一途徑。 議題2:革命違反神心意? 至於革命的手法是否合神心意?驟眼看來,革命與基督徒價值觀真真遙不相關。第一個原因是根據羅馬書十三章的教導,我們要順服當權者,而革命牽涉的手段更常是流血的抗爭。順服政權是聖經對神子民一般的教導,因為「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羅13:1)。但若當權者明顯違反神委託權柄予它的功能時,或做出明顯不合符上帝心意的行徑時,順服政權便不能再成為信徒的規範。使徒行傳中彼得對公會領袖禁示其傳講福音時,斷然加以拒絕,便是一例。(參徒4:19-20) 至於革命必會涉及生命的犧牲,所以革命是否合神心意,也是一個富爭論性的問題。「不可殺人」這條誡命,是神一個清楚不過的心意,甚至每一個社會,皆會視在一般情況下傷害別人生命是其中一條最嚴重的罪行。然而,殺人是否在任何條件下,皆是絕對不可呢? 我們都知道生命固然可貴,但世間有一些東西比生命的價值更高,如愛、公義、貞潔等。有時為了保障這些價值,傷及生命是無可避免的。所以,當有人要侵略我們的國家時,自衛戰是可以的,因為它涉及公義:鄰國侵佔我國的地土是不公義的行為。當然,一般的自衛不一定殺人,但如果殺人是保障這些更高價值的唯一方法,這時殺人便並不是罪,而是達致更高價值的行徑。至於,在清末當日的情況裡,革命可不可以是達致更多價值的途徑呢?這便需要根據當時的處境來分析了。 在翻閱當時支持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名單中,發現當中不乏一群熱心的主內弟兄姊妹,計有:王韜(道濟會堂教友)、伍廷芳(聖公會聖保羅堂教友)、容閎(基督徒)、關元昌(道濟會堂長老)、喜嘉理(公理堂牧師)、區鳳墀(灣仔堂主任宣教師)、王煜初(道濟會堂主任牧師)、康德黎(基督徒)、孟生(基督徒)、何啟(道濟會堂教友)、陸皓東(公理堂教友)、鄭士良(禮賢會教友)、關景良(道濟會堂教友)、楊衢雲(聖公會教友)、王擇民(禮賢會教友)、謝纘泰(聖公會教友)、容星橋(道濟會堂教友)、尹文楷(道濟會堂長老)、李紀堂(道濟會堂教友)、黃詠商(道濟會堂教友)、王寵惠(道濟會堂教友)、何汝明(道濟會堂教友)、溫秉忠(道濟會堂教友)、區斯湛(道濟會堂教友)、鍾榮光(道濟會堂教友)、李煜堂(公理堂教友)、李自重(公理堂教友)、馮自由(公理堂教友)、洪全福(香港信義宗教會會友)、林護(聖公會聖保羅堂教友)、溫宗堯(禮賢會香港堂教友)、李昌(巴色會教友)等。 從如上名單,我們發現很多革命的志士和支持者,都是基督徒。基督徒革命者的理念除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之外,更有來自上帝的人道主義、平等、博愛,和對生命的尊重。這眾多基督徒固然必定擁抱生命的價值,但仍然冒著自己生命財產的代價進行革命活動。甚至可以說,這些為公義把自己生命擺上的基督徒志士,在某程度上,是仿效基督的捨己。由是觀之,基督徒群體的見證使我們相信,當時的背景叫眾基督徒革命者深信革命所帶來的善,比生命的犧牲更重要,從以我們可以有理由相信辛亥革命未必是神反對的行為。 最後,我想向那位對辛亥革命必須性抱有懷疑的姊妹說,雖然辛亥革命並沒有為中國帶來長治久安,但辛亥革命的精神,就是敢於為公義而站出來甚至捨己的精神,卻印在中國人的心坎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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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

上星期三曾特首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在今時今日香港政治生態,從坊間傳媒未有太大反對的聲音來說,反應可算作不俗。進一步說,我們在電視報紙可見到很多長者舉手表示歡迎,皆因施政報告建議今後長者可以2元乘搭本港一般交通工具如港鐵、巴士等。在新建議下,長者又可以安心長年回省內養老,而不需要每年長途拔踄回港居留一段時間,免得喪失領取生果金的資格。其實較早前政府已推出I-bond抗通脹的債卷,令到不少人受惠,其中最不會執輸的當然就是長者。看見特區政府一路以來的敬老政策基本上都是用一些經濟手段,嘗試滿足長者的生活各方面的需要。 除此之外,社會上亦有不少對長者有優惠的設立,如海洋公園以免費歡迎長者隨時入場參觀;電車對長者優惠有加,甚至月前的加價都沾不及長者。這些都是社會對長者表達尊敬的表現,感激他們過去對本港的付出。 這些優惠設施都是能夠在若干程度上滿足長者的需要。然而經濟只是人各種需要的其中部份,有一些東西是經濟無法滿足的:例如尊嚴,例如關係。 聖經教導我們,「白髮是榮耀的冠冕。」(箴十六:31a)另一處也說:「在白髮的人面前,你要站起來;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出19:32。神認定長者值得我們尊敬的,因神賜下時間和學習能力給每個人,使能對別人作出貢獻,在其中在處事待人的技巧和智慧上有進步,所以長者值得我們後輩肯定他們的經驗和貢獻。 不單如此,上帝甚願我們愛護在我們中間的老年人。在長者心目中,最重要的是關係。很多時,長者有病患入院,後生一輩自然想長者完全康復才出院,因為在醫院隨時有醫生護士照顧。但長者的想卻完全不同,他們都是從朝到晚都嚷著要出院。主要原因都不是因為醫院的環境差,或護士的照顧不周,而是因為在他們心中,家才是他們心繫的所在。因為在家中,他們可看見自己的家人,與他們相交。 因此,當政府嘗試在長者的物質供應上施以援手,神的兒女對長者所能給予最大的禮物,是與他們建立深入的關係,滿足他們心裡所渴慕的。這也許是我們敬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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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演說

『(他們說)我們全是失敗者,其實真正的失敗者就在華爾街裡,他們要靠我們付出數以十億計的金錢救濟才能脫困;有人說我們是社會主義者,但其實這裡早就存在社會主義——是專為富人而設的社會主義;他們又說我們不尊重私有產權,但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裡,許多人辛勤工作買來的私有產業都被摧毀了,數量之巨,就算我們這裡所有人日以繼夜去動手破壞,幾個星期也破壞不完;他們又告訴大家,我們這群人正在作夢,其實真正在作夢的,是那些以為現有的一切將會永遠持續下去的人。我們不是在作夢,我們是在喚醒一個正在變成噩夢的夢想;我們沒有破壞任何東西,我們只是在目擊這個制度如何自我毀滅。大家都熟悉這段卡通片情節:那隻卡通貓走到懸崖邊上,還是繼續跑出去,沒理會下面已經空空如也,只有當牠向下看時,方才發現這個事實,然後就掉下去了。我們在這裡正是要做這樣的事情:我們要告訴華爾街那些傢伙:「喂!看看下面!」 『2011年4月,中國政府禁止了電視、電影和小說裡一切含有「另類現實」或描寫時間旅行的故事情節,這對中國來說是個好的徵兆:人們仍然夢想另有出路,因此政府才要出手禁制。在這裡我們就連禁制都不必要,因為統治體制連我們夢想的能力也早就壓制下去了。看看我們常看的電影,我們很容易就想像出世界末日——比如一顆隕石掉下來殺死所有生命之類——可是我們卻很難想像資本主義的末日。那麼我們正在這裡幹甚麼?讓我告訴大家共產時代一個精采的老笑話:有個傢伙從東德給派到西伯利亞工作,他知道自己的郵件都會被人監看,因此他告訴朋友:「我們定一個暗號,假如我的信件用藍墨水寫,裡面說的都是真話;如果我用紅墨水,說的都是假話。」一個月後他的朋友收到他第一封信:「這兒一切都美好,商店裡塞滿了好吃的食品,戲院播放著來自西方的好電影,住宅又大又豪華。唯一買不到的東西就是紅墨水。」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模式。我們擁有一切想要的自由,但卻缺少了紅墨水:能夠清楚表達我們「非自由」的語言。我們被教會的那種談論自由的方式,例如「反恐戰爭」之類詞語,已經篡改了自由的意義。而你們正在給大家送上紅色的墨水。 『這次運動有一個危機:請大家不要自我感覺良好。不錯,我們在這裡很開心,但請你們記著:搞一個嘉年華會很容易,真正重要的是在我們回到正常生活後那天。到時候是否有任何事情改變了?我不希望大家回憶這段日子的方式,就是「噢,我們那時候多年輕,那次運動真美好……」之類。要牢記著我們最基本的信息:「我們可以思考其他的生活方式。」一個禁忌被打破了。我們並不是活在可能裡最好的世界。但在我們面前還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面對一些真正困難的問題。我們知道自己不想要甚麼,可是我們想要甚麼?怎麼樣的社會組織能夠取代資本主義?我們希望擁有甚麼類型的新領袖?記著:問題不在於腐敗和貪婪;問題在於一個把人推向腐敗的制度。不只要提防你的敵人,也要防範那些虛假的盟友,他們已經開始把這個運動淡化,就像製造沒有咖啡因的咖啡、沒有酒精的啤酒、沒有脂肪的冰淇淋一樣。他們試圖把這次運動變成一次無害的道德抗議,一次「脫咖啡因」的抗議。然而我們來到這裡的原因,正正就是受夠了這個偽善的世界:循環再造一堆可樂罐以捐兩塊錢做善事,又或者去星巴克買杯卡布奇諾咖啡,把一個巴仙捐贈給第三世界的飢餓兒童,就足以感覺良好。當我們把工作和酷刑都外判了,甚至連愛情生活都外判給婚姻介紹所之後……我們可以看見,在一段很長的日子裡,我們容許自己的政治參與也「外判」了,假別人之手進行。現在我們要把這個權力取回來。 以下是一篇相當精采的文章,擊中現今美國被資本主義和「自由」所蹂躪下的世界之要害。特此轉載供看官細賞。(文章可以自由轉載) 『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假如所指的是在1990年已經崩潰的那個共產主義的話。別忘記今天的那些所謂共產主義者,只是一群最有效率、最不擇手段的資本主義者。今日存在於中國的是一個比美國的資本主義動力更強,卻又不需要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因此當你批評資本主義時,不要讓別人扣上「反民主」的帽子。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姻已經終結了。改變是可能的事情。 『今天的人們相信有甚麼是可能做到的?看看媒體的報導。這邊廂,由科技到性慾,好像甚麼都有可能。你能夠去月球旅行,用生物基因科技達到長春不老,可以跟動物做愛,諸如此類。但另一邊廂,一碰上社會經濟的範疇,幾乎一切都被視為不可能。你想加一點富裕階層的賦稅嗎?他們會告訴你不可能,我們將因此失去競爭力;要把多些錢投入公共醫療保障嗎?他們會說:「不可能!這做法等於極權國家。」當人們得到允諾將要長春不老的同時,卻不允許花多一點錢在醫療保障上——這樣的世界不是很有問題嗎?也許我們應該把事情的優先次序搞明白:我們不是要求「更高」的生活水準;我們要的是「更好」的生活水準!要說我們跟共產主義者有甚麼唯一的相似之處,那就是我們關心普羅群眾:大自然裡的群眾;活在知識產權私有化底下的群眾;在生物基因科技下的群眾。我們應該為此而戰鬥,也只為此而戰鬥。共產主義徹底失敗了,可是群眾面對的問題仍在。那些人告訴你,我們聚集在這兒的都不是真正的美國人。但我們要提醒那些自稱「真正」美國人的保守原教旨主義人士:甚麼是基督精神?是聖靈。甚麼是聖靈?是一群信仰者組成的一個平均主義團體,他們以互愛的精神彼此連繫,並且只憑自由意志與義務責任心去實踐這個理想。這麼看,聖靈現在其實就在這裡,而在華爾街那頭的銀行家,都是一群褻瀆偶像的崇拜者。因此我們需要的只是耐心。 『我唯一害怕的,是我們有一天就此回家,然後每年在這兒聚聚頭,喝喝啤酒,懷緬我們在這裡曾經擁有過的美好時光。我們要向自己承諾不要變成那樣。大家都知道,人們總是渴望一些東西,卻又不是真的想爭取它。不要害怕爭取你渴望的東西。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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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

上週六的「使命廣場」饒有創意。為了讓與會者經歷一下探索神給予各人感動的過程,大會設計了一個練習。 首先,大會設了5個不同範疇的區域,分別是「藝術」、「服事」、「生活見證」、「宣教」和「社會關懷」,由弟兄姊妹自由選擇加入其中一個區域。 然後,各組分別收到5份近期新聞,包括「本港離婚率颷升」、「高考生望入大學使得日後脫離極擠劏房」等。各組要求揀選一宗最有感動的新聞,加以思想如何以使命小組的形式進行回應。每一組匯報他們的感動和對策後,大會邀請柏哥為該組的回應作出短評。 最有趣的是各組收到的都是相同的5段新聞。換句話說,不同組別有可能選擇同一則新聞作回應。就如當中有兩組,就是「宣教」和「社會關懷」組,都不約而同的選上「高考生望入大學使得日後脫離極擠劏房」這則新聞作為回應的題材。前者提出以埋身關懷及宣講作為回應策略,而後者則除了個人同行層面外,更追根溯源,涉及著手反映制度出現問題的回應方法。如此,與會者可以體驗一下同一宗新聞,不同眼光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 曾經聽到一句類似英諺的說話:「在工程師的眼裡,萬事萬物都是由螺絲造成的。」因著每個人不同的成長背景、訓練,每個人都有獨特的觸覺和眼光。讓我們在身處的環境中,善用神所賜獨特的條件和眼界,獨特地事奉祂,為祂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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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

八年前,李娜因為不滿中國國家隊那種專制性、不容許有個人空間的訓練,決定離開國家隊,並且高掛球拍。兩年後有人力邀她再出山,她漸漸重拾信心,終於上月在法國網球公開賽打出個出乎意外的名堂。當有人問她的得獎是否中國的光榮,她劈頭說:「這是我的光榮,不是中國的光榮。」 中國那種對操控的迷戀,實在是由上而下,層層相連,尉為奇觀。下至網球,上至政治,對不同意見者的打壓、消滅,是國家的國策,已塑造成中國特色的文化。 最可惜的是,這種文化是一種「自廢武功」式(self-defeating)的文化。就像網球教練制度險些淹沒了李娜,國家對政治異見份子的迫害,也消弭了多少中國人的心志。劉曉波、趙連海、譚作人、艾未未等都是挺愛國的大丈夫,政府卻硬要把他們矮化成唯命是從的屈辱小人。 對權力的操控,其實社會上每一個權力架構都散佈著,在現實裡連教會也不能例外。中世紀的羅馬教廷曾握著救恩的錀匙,對不服從的信徒甚至政權加以制裁的做法,自不待言。直至今日,教會領袖亦常有試探,就是把自己的意願(野心)當成教會的目標,是以不少教會極盡追求數字業績的能事,而少提信徒的屬靈質素及其與主的關係。 事實上,正如近年不少提倡「使命教會」的領袖所言,教會理應沒有自己的使命;教會既是屬神的群體,教會的使命就應回歸到神的使命,這是我們在一個「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時代中應常謹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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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與我何干?

剛在講壇上聽過一區會牧師說到他在教授洗禮班的經驗。當牧師要在課堂上講述「聖體和寶血是基督身體」並列舉從中引申出的不同解釋,即不同的神學立場如「變質說」、「同質說」等時,一位學員登時舉手說道:「牧師,無論你花多少時間解釋那位神學詞彙,我也不會明白,不如你直接說出耶穌的血和肉與我有甚麼關係吧。」   以上可能是一個典型例子。一般信徒容易有個前設,就是神學只是一些深奧而抽象的學問,與實際生活根本沒有直接關係。是耶?非耶?   以本人的理解,神學可以理解為經過理性處理的關於神的學問。這包括神的啟示(聖經),聖徒的屬靈經驗等。 有信徒認為,神學高深飄渺,惹來爭論,其實單單勤讀聖經已然足夠。這種想法是務實的。然而,我們得明白:聖經的注釋(即怎樣解經)也是神學。由於不同人都有不同的前設、不同的推理方法,以致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拿個現實例子,早陣子當日本九級地震時,坊間就流傳有兩種不同的講法,而都是與神扯上關係的。 第一是末日論,我聽到的是傳言2012年世界末日即要臨到。論者把現世的情況解讀為上帝啟示中主再來景像的徵兆。你同意嗎? 第二是天譴論,認為日本今天收的是昔日種的惡行的惡果。引伸開去,當我們遇上重病或挫折,可能第一個反應是「神啊,我做錯了什麼?」這種詮釋有沒有問題? 原來我們的神學影響著我們對週遭事物或際遇的情緒和回應。 神學,其實離我們不遠。日後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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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害怕?

「上環永樂街行人路昨晨被人用白色油漆噴上多個「誰在害怕艾未未」的圖像與字句,警方到場調查,列作刑事毀壞案處理……」(11年4月18日,新報網上新聞) 塗鴉少女刑事毀壞的行為不值得鼓吹,但她問的問題卻是絕對精妙。「誰在害怕艾未未」?本來嘛,問題不需要問,因為答案根本呼之欲出,路人皆知。妙就妙在它點出了當權者對艾未未這個手無寸鐵無權無勢的人所表現的中心態度。他們為艾編來了重婚、漏稅、網上傳佈淫褻物品等並無發表證據的罪名,背後主要不是出於仇恨、也不是出於欺凌,而是出於害怕,且怕得要死。 害怕的人是可憐的,因為害怕背後是一份無助。所以嚴格來說,少女並沒有對當權者作出任何的價值判斷。妙,就是妙在這裡。 害怕本身並沒有既定性為好壞。我們小時候不是因為害怕給爸媽責打,製造過一大堆謊言嗎?可以說罪其中一根源就是害怕。但另一方面,哲學人說,宗教也是源於人的恐懼。若然,人因害怕入門以致認識這位慈愛的上帝,害怕的功勞實在不少。因此,問題的核心不是「害怕」這個情緒,而是害怕的對象,和害怕帶來的行動。 願神憐憫北京當局,叫他們緊張的情緒放下,敢於面對人,弄清楚要害怕的真正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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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族

對日本人一向有戒心:他們對二次大戰的侵略行為從未認錯,還篡改侵華史實,首相議員又不時到靖國神社紀念,日本政府對釣魚島又一直垂涎欲滴…… 然而,在最近的九級大地震中,日本人的表現實在令人欣賞佩服。 公共交通工具如地下鐵路在地震中停駛,他們在轉車的過程仍然井然有秩,對老弱禮讓有加。不少私人事業、如網絡商、旅店、食肆等在國難當前守望相助,提供免費服務。食品供應嚴重短缺,巿面卻沒有出現大掃貨場面,反在超巿內每每仍看見少量食物,俾遲來者購買…… 我多麼盼望這些事的主角是基督的子民,就像昔日早期教會在疫症來臨時照顧那些被羅馬帝國遺棄的病人一樣,作出閃亮的見證。不過,現實卻是日本人流露出這種彼此相愛的表現。大和民族,真叫人摸不著頭腦。 早兩天從報章的專欄,更叫我對日本人嘖嘖稱奇。 上個月,一位名叫石原慎太郎的人競選日本東京都知事。他曾在競選期間說過,他覺得日本這次海嘯是一場天譴。初時這「天譴論」自然激怒了不少日本人,但當他解釋其真正意思是說「日本人墮落了、私欲橫流、政治也受到拖累,地震是對這一現狀的巨大懲戒」,日本人便接受石原的解釋,石原最後當選都知事。 一方面,我奇怪竟有人敢在國難當前用「天譴論」來歸因,即使他的用意不是指海嘯是上天的懲罰,而只是警告,但膽敢把災難與道德價值拉上關係,一定會開罪多人。日本的文化容許有這石原在競選時說出這有點在傷口上灑鹽的話,筆者本已佩服不已。但更令人折服的,是日本民眾也在哀傷中接受他的解釋,甚至領受他這番逆耳忠言,而把他選了出來,怎不教人覺得不可思議呢? 我於是推斷,昔日日本的軍國主義、篡改歷史、甚至今天涉嫌刻意在核幅射洩漏危機的嚴重程度的都是握著權力在上位的人,廣大的日本人,最少是這一代的,其實絕大部份是善良的。若然如此,我們怎能不求收莊稼的主多打發祂的工人,到這個多災多難之地收祂的莊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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