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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反思

日前在一基督教報章讀到一篇文章,訪問一位中國歷史科老師對辛亥革命的感想。說到當她還作學生的時候,曾無條件地接受課本上有關辛亥革命的記述:孫中山先生推翻腐敗的滿清政府,成立新中國,為中國人民奠定新希望。 問題:革命真的必須?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對中國歷史有更深的認識,她開始質疑辛亥革命的必須性。她認為清朝遭遇來自其他國家的逼迫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政府在嘉慶、道光和光緒在位期間,已曾極力對抗英國殖民主義的入侵,努力改善民生。另一個使她對辛亥革命抱有保留態度的,是國家的內憂外患,並沒有因革命成功而平息。作為基督徒的她,觀察歷史上整個事件的過程和後果,她不禁懷疑革命的手法,是否合乎上帝的心意。(見「我看辛亥革命」(文章下半部份),《號角月報/2011年10月版》) 【http://www.cchc.org/香港/號角月報/專題/1110/我看辛亥革命/】 筆者很欣賞這位老師對歷史觀點的思維,懂得深入思索內中的處境情況,和清廷所作過的努力。但論及辛亥革命的必須性,筆者有以下的觀點。 議題1:革命乃當時救國唯一途徑? 自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帝國挾船砲利東來,中國屢屢被迫和各國簽訂不平等條約,除了割地、開港、賠款之外,還讓外國派駐軍隊於首都,國家主權逐漸流失,是以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然而甲午戰爭一役,此藉器物更新使國家富強的夢被日本的砲艦驚醒,國人始知非徹底的變革不能救國,遂有戊戌維新的產生,力圖深入改革政府架構、教育、經濟體制與軍事制度等多個層面,期望清廷從制度面革新。唯清廷保守勢力認為祖宗不法不可改,維新運動僅經歷103天而慘烈告終,維新派被捕殺,光緒帝被軟禁,慈禧太后重新當政。變法失敗亦引發民間支持更激烈的改革主張。 及後於1900年清朝因義和團事件觸發八國聯軍,事敗後被迫簽訂《辛丑條約》,向列國賠償重款,容許列強派兵駐守北京一帶、劃定租借地和勢力範圍,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化。清廷礙於國情緊迫,也承諾實行立憲,於1911年組織「責任內閣」,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君主立憲。不過,該內閣中的很多成員為皇族身份,故被稱為「皇族內閣」,可見其實清政府的當權派礙於自身利益,並無真正建立現代政府的決心,當時很多立憲派也對清政府極度不滿和失望,很多轉向與革命派合作。這裡,歷史很清楚告訴我們,維新變法立寭的路其實並未能為中國殺出一條血路。是以,要免中國被瓜分,革命可說是當時的唯一途徑。 議題2:革命違反神心意? 至於革命的手法是否合神心意?驟眼看來,革命與基督徒價值觀真真遙不相關。第一個原因是根據羅馬書十三章的教導,我們要順服當權者,而革命牽涉的手段更常是流血的抗爭。順服政權是聖經對神子民一般的教導,因為「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羅13:1)。但若當權者明顯違反神委託權柄予它的功能時,或做出明顯不合符上帝心意的行徑時,順服政權便不能再成為信徒的規範。使徒行傳中彼得對公會領袖禁示其傳講福音時,斷然加以拒絕,便是一例。(參徒4:19-20) 至於革命必會涉及生命的犧牲,所以革命是否合神心意,也是一個富爭論性的問題。「不可殺人」這條誡命,是神一個清楚不過的心意,甚至每一個社會,皆會視在一般情況下傷害別人生命是其中一條最嚴重的罪行。然而,殺人是否在任何條件下,皆是絕對不可呢? 我們都知道生命固然可貴,但世間有一些東西比生命的價值更高,如愛、公義、貞潔等。有時為了保障這些價值,傷及生命是無可避免的。所以,當有人要侵略我們的國家時,自衛戰是可以的,因為它涉及公義:鄰國侵佔我國的地土是不公義的行為。當然,一般的自衛不一定殺人,但如果殺人是保障這些更高價值的唯一方法,這時殺人便並不是罪,而是達致更高價值的行徑。至於,在清末當日的情況裡,革命可不可以是達致更多價值的途徑呢?這便需要根據當時的處境來分析了。 在翻閱當時支持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名單中,發現當中不乏一群熱心的主內弟兄姊妹,計有:王韜(道濟會堂教友)、伍廷芳(聖公會聖保羅堂教友)、容閎(基督徒)、關元昌(道濟會堂長老)、喜嘉理(公理堂牧師)、區鳳墀(灣仔堂主任宣教師)、王煜初(道濟會堂主任牧師)、康德黎(基督徒)、孟生(基督徒)、何啟(道濟會堂教友)、陸皓東(公理堂教友)、鄭士良(禮賢會教友)、關景良(道濟會堂教友)、楊衢雲(聖公會教友)、王擇民(禮賢會教友)、謝纘泰(聖公會教友)、容星橋(道濟會堂教友)、尹文楷(道濟會堂長老)、李紀堂(道濟會堂教友)、黃詠商(道濟會堂教友)、王寵惠(道濟會堂教友)、何汝明(道濟會堂教友)、溫秉忠(道濟會堂教友)、區斯湛(道濟會堂教友)、鍾榮光(道濟會堂教友)、李煜堂(公理堂教友)、李自重(公理堂教友)、馮自由(公理堂教友)、洪全福(香港信義宗教會會友)、林護(聖公會聖保羅堂教友)、溫宗堯(禮賢會香港堂教友)、李昌(巴色會教友)等。 從如上名單,我們發現很多革命的志士和支持者,都是基督徒。基督徒革命者的理念除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之外,更有來自上帝的人道主義、平等、博愛,和對生命的尊重。這眾多基督徒固然必定擁抱生命的價值,但仍然冒著自己生命財產的代價進行革命活動。甚至可以說,這些為公義把自己生命擺上的基督徒志士,在某程度上,是仿效基督的捨己。由是觀之,基督徒群體的見證使我們相信,當時的背景叫眾基督徒革命者深信革命所帶來的善,比生命的犧牲更重要,從以我們可以有理由相信辛亥革命未必是神反對的行為。 最後,我想向那位對辛亥革命必須性抱有懷疑的姊妹說,雖然辛亥革命並沒有為中國帶來長治久安,但辛亥革命的精神,就是敢於為公義而站出來甚至捨己的精神,卻印在中國人的心坎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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